胡安宁｜社会学的文化转向如何避免“装饰社会学”陷阱？

摘

要

社会学的文化转向带来了范式意义上的革新。但是如果将文本诠释的分析路径推向极致，则有可能落入一种“装饰社会学”的陷阱，即过度的理论主义与现实世界相割裂；解构的方法论阻碍了研究结论的互鉴和研究成果的积累；为了批评而批评的倾向则使得学者疏于考察文化的现实效力。对文化转向的“装饰社会学”批评分别涉及行动者如何形塑自身的个体文化、个体文化如何聚合形成公共文化以及公共文化如何影响行动者三个基本问题。为了避免落入“装饰社会学”的陷阱，文化社会学者可以通过借鉴现象学和认知社会学的相关成果，以挖掘文化的形成机制；通过计算社会学提供的新的分析工具测量文化在个体与集体层面的表现，以理解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从单数的符号系统意义上的文化转向复数的实践意义上的文化，以分析不同场域内的文化所具有的现实效力。

作者简介

胡安宁，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

一

问题的提出

如果我们遵循瑞泽尔(George Ritzer)的定义，将范式看成是学科内部而非学科间的共识性单位，那么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学“文化转向”无疑可以被视为一种范式意义上的变革。相较于社会学结构取向的分析，遵循文化转向范式的社会学研究不再将那些通过符码、情绪、话语、文本、叙事、观念等体现出来的文化看成是受结构决定的从属变量，而是强调文化自身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在具体的研究中，这种文化转向的分析路径或与结构分析并驾齐驱，如布迪厄(Bourdieu Pierre) ，或颠覆结构分析而重在解读话语和符号的独特意义，如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 ，从而成为了当下社会学多元研究范式中的重要一支。可以说，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是对启蒙运动以降科学实证解释路径的一种反思。通过对社会进行文本式的解读，文化转向呈现出了社会学诠释主义传统的独特魅力。顺着这一传统，“社会的”即是“文化的”， “文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亦迈向了“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文化转向反对科学经验主义采用一套貌似科学的方法来“脱离”甚至“阉割”现实，但其本身亦有可能因为过于关注文本和话语解读而与活生生的现实经验拉开距离。这一潜在的理论困境被社会学者罗杰克(Chris Rojek)和特纳(Bryan Turner)称为“装饰社会学”(decorative sociology)。所谓的装饰，意指对于社会过度的文本式诠释有可能成为对现实生活的虚饰或者术语游戏，从而无法呈现真实世界的状况。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所有的文化转向下的社会学研究都等同于“装饰社会学”，但是“装饰社会学”却代表了文化转向走向极端后一个可能出现的“陷阱”。如何避免陷入这一陷阱，保持文本解读的社会性、历时性乃至政治性，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经验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文借助文化三角(cultural triangle)模型和文化菱形(cultural diamond)模型，从理论取向、方法论取向和现实分析取向三个层面，对“装饰社会学”批评进行系统化解读。之后，针对这三个批评，本文分别从文化的发生学基础、个体文化表现与集体文化表现之间的关系，以及场域层次的文化效力三个方面进行回应，讨论跳出“装饰社会学”陷阱的可能路径。尽管本文的基本分析进路是理论性的，但是用以支撑相关论点的材料却来自于新近的文化社会学经验研究(如认知社会学、计算社会学等)。因此，本文也希望借助这些理论层面的讨论，推动立足中国社会的文化社会学经验研究，从而呈现出文化转向学者希望看到的文化所具有的独立价值。

二

对社会学文化转向的

“装饰社会学”批评及其系统化

(一)“装饰社会学”陷阱

罗杰克和特纳对于文化转向的批评集中于其对文本和话语解读的过分强调。具体而言，这些批评有三个方面，分别涉及理论、方法和实践。从理论上讲，对文本和话语解读的过分强调容易从理论而非经验现实的角度来理解人类行为和互动，从而将实践中的社会历史(social history in practice)转变成理论变迁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oretical changes)。这本质上是一种装饰性的理论主义(theoritism)。罗杰克和特纳指出，在强调社会现实逐渐消解的同时，理论主义导向的学术讨论充斥着空洞难懂的辞藻和术语层次上的诡辩，从而逐渐演化成了一种智识上的自我陶醉(intellectual narcissism)。从方法上讲，文化转向过程中对话语和文本诠释的过分强调重在“解构”。与结构分析中的“解释传统”(explanation)相比，文化转向中的诠释(interpretation)主义传统所形成的知识更加“当地化”(local)，因此往往难以在经验上进行验证。随之，历时性的研究和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分析就难以实施，知识的积累也无从谈起。从实践上讲，尽管持有文化转向范式的很多学者强调了那些看似理所当然(taken－for－granted)的文化符号所隐含的权力不平等关系，并号召对其进行反思，但是罗杰克和特纳认为，这种号召并没有真正思考如何真正改变现实，从而消除这种符号权力的不对等关系，因此其所倡导的“政治性实践”并非真正的实践。相反，文化转向过程中对文化意义的反思往往为了不同而不同、为了批判而批判。这恰恰反映了过度偏向文本解读会遮蔽对文化现实效力的考察。

罗杰克和特纳对于“装饰社会学”的批评可谓犀利。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将社会学的文化转向等同于“装饰社会学”。在现有的对于文化转向的讨论中，学者们倾向于将相关研究分为两类：一类为软性的文化转向，其在强调文化重要性的同时并不拒斥结构分析，而是认为文化和结构相得益彰。另一类则是硬性的文化转向，其强调了社会乃至结构的符号意义，因此偏向于意义诠释而否定了结构分析。从这种区分来看，罗杰克和特纳的“装饰社会学”批评应当是针对硬性的文化转向。因此，简单地认为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本身存在上述的理论、方法和实践问题不免偏颇。但是，罗杰克和特纳的批评确实也“提醒”了文化社会学者，如果过分强调诠释传统，则会“过犹不及”，出现上述的问题。

(二)对“装饰社会学”批评的系统化

那么，如何防止掉入“装饰社会学”的陷阱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理解罗杰克和特纳提出的这三个批评。这个新的角度结合了文化三角模型和文化菱形模型。

具体而言，文化三角模型认为，文化存在两个基本的层次：一个层次是个体所表现出的某种文化特性(如某一个个体孝顺自己的父母或者认为孝顺很重要)；另一个层次则是由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念聚合形成的一种集体性的文化(如中国社会的孝道传统)。前者可以称为个体文化，后者则可以称为公共文化。进一步，个体文化又可以区分出两种：一种是“可言说”的文化(可以用语言等系统表述出的文化)；另一种是“不可言说”的文化(通过长时间实践习得的“日用而不知”的文化)。综合起来，可言说的个体文化、不可言说的个体文化和公共文化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三角。然而，文化三角模型重在区分不同类型的文化，其中并没有直接纳入行动者这一因素。这让我们转向文化菱形模型。按照文化菱形模型，文化涉及文化的生产者、接收者、文化对象(objects)和社会环境四个因素，它们两两之间彼此发生互动，从而形成了一个菱形的结构。可见，在文化菱形模型中，行动者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且被区分为文化的生产者与接收者两类。但与文化三角模型相比，文化对象主要涉及一些具有文化意义的“产品”(如文学作品)，而不是普遍意义的文化表现(如价值观念等)。宏观的社会环境也没有被视为一种从个体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公共文化，而只是作为背景性因素存在。

综合文化三角模型和文化菱形模型，我们可以发现，文化三角模型强调了个体文化和公共文化的区分，并指出前者可以汇聚而形成后者。文化菱形模型则强调了文化研究中的行动者要素。综合两个模型，我们这里可以提出如下的分析图示。(见图1)

图1　理论图示

这个图示中的三个要素分别是行动者、个体文化和公共文化。显然，对于个体文化与公共文化的区分以及从个体文化向公共文化的转化(箭头2)来自于文化三角模型，只是我们这里不去进一步区分个体文化的不同类型(是否可以被言说)。行动者的引入来自于文化菱形模型。每个行动者自身会体现出个体化的文化特征(箭头1)，而个体身处于集体性的公共文化之中也必然会受到公共文化的影响(箭头3)。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这里不去分析具体的文化对象，因此没有必要细分文化的生产者和接收者。  

图1所呈现的理论图示可以很好地呼应罗杰克和特纳所提出的理论主义、解构方法论和忽视文化现实效力的三个“装饰社会学”批评。理论主义的局限在于，其对于人类行为的理解偏向于从文本和理论出发，而忽视经验现实中的行动者。在文化菱形模型以及文化生产研究中，行动者的一个重要角色便是对文化对象(或者图1 中的个体文化)进行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生产以及具体化(embodiment)。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主义忽视了行动者，亦即忽视了个体文化如何从行动者处产生的这一发生学问题。正如罗杰克和特纳所言，文化转向的很多研究强调了即时性(contemporaneous)，即对现有文化意义进行诠释。这实际上预设了意义的存在，而文化转向学者的工作是“挖掘”出了这些意义。然而，对于这些意义如何形成，这些研究却往往不予提及，或者只是一带而过，将其简单地付诸社会阶层、大众传媒等因素。因此，为了避免理论主义的陷阱，一个可能的进路便是将行动者引进来，讨论个体文化是如何从行动者那里生成出来的。这在图1中对应于箭头1。

解构方法论的批评，本质上涉及的是文本解读彼此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换句话说，通过诠释得来的地方性知识和大家共同认可的普遍性知识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针对这一问题，社会学者张静早在2000年便针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认识论矛盾进行了专文讨论。顺着这一思路，或许解决解构方法论的一个方向在于放弃“主观性”的假定，即不再认为事实是界定的产物，而是外在于认识的“物”。此时，个体文化虽然还是个体呈现出的文化对象，却不再是学者界定的产物，而是外在于主观界定、现实客观存在的某种可供大家“共同”分析的对象。例如，个体层次的孝文化不再是学者或者当事人对特定行为的某种诠释和理解(或者是工具箱式的事后合理化)，而是有着外在客观表现的、可以测量到的“物”(如对长辈的态度、话语方式、行为模式等等)。此时，如果说个体文化代表了某种地方性文化，而公共文化代表了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那么个体文化和公共文化之间便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个建构性关系。换句话说，代表普遍性知识的公共文化是由代表地方性知识的个体文化聚合而成。特定文化社会学研究结果或许关注一时一地，但是此时此地的分析所展示的个体文化需要进行抽象分析，以上升到一种普遍性的公共文化。更为重要的是，此种建构关系并非静止不变，而是螺旋上升的。个别的个体文化层次的研究结果有可能因为和普遍文化相差太大而变成“异类”，从而被边缘化，但是大量的个体文化的变化也会聚合起来改变公共文化。至此，通过分析个体文化和公共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寻找到一条避免解构方法论难题可能的路径，这一路径让文化社会学研究结果变得可以比较、可以积累。这对应于图1中的箭头2。

针对实践层面上疏于考察文化现实效力这一局限，笔者认为，一个可能的解决策略是再一次将行动者引入。只是此时行动者的角色不再是个体文化的生产者，而是公共文化的接收者。和传统的文化菱形模型不同，我们这里考察的并非如艺术品或者文学作品那样的文化产品，而是抽象意义上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话语。因此，我们在分析文化的现实影响力的时候，更多的还是看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公共文化对于身处其中的社会成员的影响力。这实际上是科尔曼(James Coleman)机制分析模型中所讨论的条件 (situational) 机制。在图1中，这对应于箭头3。

综上所述，通过结合文化三角模型和文化菱形模型，我们将罗杰克和特纳所提出的“装饰社会学”批评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基于这一框架，针对特定局限的可能解决路径亦呼之欲出。在下面的讨论中，笔者将结合具体的经验研究，综合多方面的理论资源，具体分析如何避免“装饰社会学”的陷阱。这方面的讨论总结见表1。

表1 装饰社会学陷阱及其可能的解决路径

三

如何避免“装饰社会学”的陷阱？

(一)避免装饰的理论主义：理解文化的发生学基础

如上文所述，为了避免极端文化转向所可能发生的理论主义，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行动者如何生产和具体化个体文化，即文化的发生学基础。一直以来，这个问题是现象学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例如，在舒茨(Alfred Schutz)的研究中，他特别强调了个体通过典型化(typification)的方式来理解和掌握不同类型的社会角色(如舒茨谈到的邮递员例子)。同样的分析逻辑影响了后来的社会建构理论。但是，回到我们上面的理论图示，并考虑个体文化和公共文化的区分的话，现象学社会学更加关心的是社会层次上的公共文化(或者伯格与卢克曼所强调的知识)如何成为可能这一问题。相比较而言，对于个体文化如何形成则讨论较少。现象学社会学学者们往往倾向于预设一个社会化过程，让社会成员吸收和学习社会中早已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这一预设对于理解个人层次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不免简单。相比于传统的现象学社会学，对于行动者如何形成个体文化这一问题更为丰富的讨论来自日渐兴起的认知社会学。

具体而言，认知社会学有两个研究路径：一个路径强调了个体认知的社会属性，即社会如何塑造个体认知特征。这一研究路径和传统的现象学社会学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个路径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个体认知特征如何改变个体乃至群体特征。这一路径的分析借助了生物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个体文化从何而来提供了新的乃至颠覆性的视角。例如，对于个体如何形成特定文化特征的传统社会学讨论往往来自符号互动分析。顺着这一思路，人们形成个体文化的关键在于从互动过程中获取了一些关键性的符号(如语言符号)。但是，认知社会学研究通过引入镜像神经元概念，试图说明个体对于他人的“共情体验”和后续的文化形成并不必然借助外在符号。即使没有符号的帮助，人们也可以近乎本能地针对他人的行动和意图进行自我调试。因此，行动者在社会环境中体现出的某种个体文化特点并不必然是符号互动使然，而是受个体内在认知机制决定。另外一个例子是，人们在判断政府是否值得信任的时候会考虑不同政府之间的层级差异，但是上层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界限在哪里呢？不同的个体会有不同的认知模式(或者认知图式)。有些人认为上层政府仅限中央政府，而有些人认为市级以上的政府都是上层政府。这种对于政府体系的认知特征直接影响了个体对于政府信任水平的判断。

上述的研究实例说明，在避免装饰的理论主义时，我们需要顺着现象学社会学的研究进路思考文化是如何生成的这一发生学问题。进一步，通过结合新近的认知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寻找文化产生的认知基础。

(二)避免装饰的解构方法论：理解个体文化表现与集体文化表现之间的关系

在分析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之间关系的时候，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寻找到对个体文化和集体文化的经验测量。遗憾的是，这恰恰是文化转向的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短板。文化转向通过强调对社会生活意义的诠释，从而较少考虑“貌似”科学主义意义上的测量。然而，对文化进行测量并非意味着在文化分析和科学分析之间“站队”，而是通过合理的手段，将文化固定到可触及的特定分析对象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文化的测量并非是对社会学文化转向的一种背离。相反，如果文化具有更为坚实的“物”的基础，而不是落脚在学者的诠释和解读之上，那么文化社会学会有更为广泛的研究空间。

那么，如何测量文化呢？按照莫尔(John W. Mohr)等人的梳理，文化可以从人、物以及人际关系等多方面进行测量。限于篇幅，这里不便展开论述，但是无论采用何种测量手段，最终都是希望找到一种文化的承载物。这方面，语言无疑具有天然的优势。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人们有着不同的语言使用习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语言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并通过对个体语言特征的描述来挖掘个体文化的特征。此外，语言的使用也可以超越个体从而形成一种集体性的“物”，小到一个社团，大到一个国家，我们都可以抽离出集体层面上的语言使用模式。通过语言这一载体，我们实际上可以在个体文化和集体文化两个层面上获得一个颇具理论效度的测量。而后面的工作就能够对两种文化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以此克服解构方法论的弊端。

那么，我们如何分析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的语言使用模式呢？针对这一问题，日渐兴起的计算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思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等分析手段，研究者可以通过大量的语言语料，寻找到多种语言使用模式。目前，社会学领域内常用的语言使用模式包括特定词语(如代词)使用频率、语义三联体(行动者－行动－对象)的使用频率、词语使用的背景相似度(通过向量化处理)，以及不同类别的词语(认知、语义和情感)分布等。基于这些语言使用模式，文化社会学者就能够分析多大程度上个体文化(个人的语言使用模式)与集体文化(群体的语言使用模式)相一致。需要提及的是，这类分析并非局限在机器学习领域，而是涉及传播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因此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三)避免装饰的文化效力分析：理解场域层次的文化效力

装饰的文化效力分析缺乏对于文化现实效力的考察。这一弊端的一个可能原因，在于文化转向视角下的很多研究关注的是宏观的社会性文化，从而与具体的个人生活存在一定的“距离”。按照历史学家西维尔(William H．Sewell, Jr.)的定义，这种宏观的文化是一种单数的、关乎符号与意义系统的文化，其功能在于将文化和非文化相区分。显然，讨论一种宏大的文化所具有的具体的社会效应跨度太大，所能够呈现出的文化效果也自然有限。因此，我们为了避免装饰的文化效力分析，或许可以回到西维尔所讨论的另外一种文化，即实践的文化。这一文化所关注的不再是文化和非文化之间的区别，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这一中层的文化概念更加贴近现实，又不失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更加适合于文化效应分析。这里，我们不妨借用布迪厄的术语，将实践的文化理解为特定场域内的文化，其如何发挥作用也更加与所在的场域息息相关。

从场域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效果可以说是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中层理论分析思路。布迪厄对于教育场域中文化资本的符号暴力分析便是一例。只是布式的分析颇具结构决定论的意味，符号暴力的实施与运行受到所在场域逻辑的影响。因此，场域的使用似乎多多少少回到结构分析的“老路”，这也就多少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偏向于文本诠释的学者那里，对于场域概念的使用并不普遍。然而，引入场域概念并不必然同时带来结构决定论。对于文化效力分析而言，场域概念的使用有助于规划出文化发挥作用的范围、对象和情境，而不是大而化之地谈文化的作用。此外，顺着布迪厄本人的思路，一个场域中的文化是可以跨越到其他场域的。因此笔者认为，考虑到场域概念的独特分析价值，并没有必要过分纠结于其背后是否有意无意地引入结构决定论。

以场域为界的文化效应分析在近期的研究中有不少范例。例如，同样是借助符号暴力概念，卢姆班尼斯(Lambros Roumbanis)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式讨论了学术项目申请过程中，不同年资的教授之间、基金委员会与高校教师之间所存在的符号权力不平等问题。在管理学领域，桑顿等人提出的制度逻辑思路拓宽了传统的新制度主义范式，从合法性来源、权威性来源、身份来源等多个方面，集中讨论了家庭、宗教、国家、市场、专业与公司等不同场域内独特的文化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制度逻辑理论是场域文化分析的范例。

综上所述，如果说，在考察文化的具体效力时，文化转向过程中所关注的文化概念略显宏大的话，我们不妨从一个更为中观的层面上，以场域为界来分析不同场域内的文化效应，这不失为解决装饰的文化效力分析的一条可行的路径。

四

总结与讨论

从学科内范式区分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无疑带来了范式意义上的革新。但是，如果将文化转向所强调的文本诠释推向极致，则有可能落入一种“装饰社会学”的陷阱。此时，过度的理论主义会与现实世界相割裂；解构的方法论主张阻碍研究结论的互鉴与研究成果的积累；为了批评而批评的倾向使得学者们疏于考察文化的现实效力。本文结合文化三角模型和文化菱形模型，将这三个“装饰社会学”批评对应于行动者如何形塑自身的个体文化、个体文化如何聚合形成公共文化以及公共文化如何影响行动者这三个基本问题。为了避免落入“装饰社会学”的陷阱，文化社会学者可以通过借鉴现象学和认知社会学的相关成果以理解文化的发生学基础；通过计算社会学提供的新的分析工具测量文化在个体与集体层面的表现，从而理解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从单数的符号意义系统文化转向复数的实践文化，以分析不同场域“中层”的文化效力。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笔者并不主张将社会学的文化转向简单等同于“装饰社会学”。所谓的装饰，本意是指将诠释路径推至极致的某种负面后果，亦即所谓的过犹不及。然而，罗杰克和特纳所提出的这一批判却对文化社会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提醒意义，对于文化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者而言，尤为如此。

首先，对于社会生活意义的诠释并非研究的终点。现实世界背后的意义构成了一种文化社会学的分析对象。对于这一对象，我们既可以讨论意义背后的形成机制，也可以分析意义所可能存在的社会效应，由此提供一种更为全面的研究图景。例如，盛行于各大城市的广场舞活动，其背后的社会意义可以和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女性群体的集体经历以及她们对于共同体认同的追求相关联，由此让我们对于广场舞亚文化的形成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这一分析进路要比单纯挖掘广场舞实践者“如何理解广场舞”更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启发性。

其次，文化分析和结构分析并非彼此互斥，且彼此之间并不必然存在主从关系。在具体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中，文化因素和结构因素之间会形成双向的互动，从而形塑特定的行为。这方面，或许我们可以再次回到韦伯经典的“扳道工”隐喻，即个体行为既受到利益(或者结构)的影响，也受到价值观念的规约。至于二者如何形成合力，则是可以具体分析的经验议题。这方面已经有相关的研究进行探索。例如，传统结构分析将文化置于结构的从属地位，但是文化也可以反过来影响结构(如个体的社会网络结构)。

第三，文化社会学研究可以进一步强化学科间与学科内不同研究方向间的交叉。文化社会学(不仅仅是文化转向)所探索的行动意义是理解个体行动模式的关键。而由于特定的行动模式是各种社会科学研究议题的基础，因此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启示性。例如，在社会学学科内，关于文化框架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社会运动研究的重要分析路径，而文化社会学中的实践研究也启发了宗教社会学的实践路径。至于跨学科研究，文化社会学中对于认知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强调了文化的个体性、变化性以及场景性，这启发了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研究从所谓的“厚文化”(thick culture)研究逐渐转向“薄文化”(thin culture)。考虑到其他类似的跨领域和跨学科启示，我们主张文化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以及社会学其他研究方向之间更加深入地交叉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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